JBO官网乾隆乙卯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居于嘉兴新篁里的张廷济，以钱二千八百自距其五六里的罗汉塘购得“墨林棐几”。墨林山人项元汴，明嘉万时人，构天籁阁，收藏冠绝天下，清顺治时付之一炬，劫灰浩茫。面对这件来自200余年前的乡贤古物，精于赏鉴的张廷济，心情怕是想见的复杂，从前述诗文看，欣喜非常一定是有的。墨林棐几收录在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中，拓片、墨笔诗文及相关的题记均在，令人遐想。
“何木之寿，岿然灵光。”又200余年的今天，墨林棐几不但奇迹般完好传世，存于无锡秦家；另一张“墨林香几”也在秘藏数百年后重现人间。自古收藏不乏奇遇，文物流转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着，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天南地北，聚散离合，谱写着这个民族对于往昔的怀念、当下的思考、未来的期许。
墨林香几为带小屉板刀牙板平头案式，黄花梨制，面镶大理石，几面上刻印五处，其中四印为项元汴用印，余一印不得全识。香几或为天籁阁名匠严望云所制。为极为罕见的带明人款识黄花梨家具，面镶大理石、小屉板做法，未见同例，造型秀雅无比，为中国家具史之重要遗存。
黄花梨原皮壳，如蜜如珀，红皮壳，上有温润包浆，有开片，显然几百年来历代主人精心擦拭、呵护，基本无修配，完整保存，亦属难得。
大理石板随形磨制，石面有明显起伏，与边框结合处水融，大开门。大理石白色地，年久泛黄，纹作“夏云图”，青黑色，微泛绿，作连绵起伏的山脉一道，自左往右倾仄，山前与山后均云气涌动，富于动势，呈千云过岭之势，气象万千，刹那云山，凝结于画面之上。大理石右上角刻方印“项元汴印”，左下角刻方印“墨林秘藏”；黄花梨边框右侧抹头正中刻委角长方印“墨林子”，左侧抹头正中刻长方印“项子京家珍藏”，两印皆填朱砂。查此四印为项元汴常用印，见钤于蔡襄《虹县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汉宫秋月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书画，篆法相同，可资参考。大理石如画，边框如裱的锦绣，四印的布局，颇似一幅画卷上的钤印。在大理石右侧黑色石纹处尚有一印，不可尽识，为“□斋无心主人珍藏”。此印位置隐蔽，刻工工整，但刀法与风格与四印不同，字口风化程度也不同，推测为后世藏家所刻。倘再加以大胆揣测，“无心”为名，怕是时局多不如意，莫不是明清易代时的遗民？留待明家教我了。
石面底泛黄，用托带两根。底面髹黑漆，漆质极为老旧，作碳化状，龟裂碎密。截面作倒圆状，这亦为明代晚期漆家具穿带常用线脚。边框大边、抹头木纹两两对开，显为一木剖成。冰盘沿仅厚2.7厘米，甚薄，且收进颇多，故整个几面造型如盘。大边、抹头相交不做透榫，而是在大边底部加设销钉加固，为文房器具榫卯方式。
腿足极细，直径3厘米甚至微少，挓度大于常规，安装靠近两端。牙板和牙条为一木挖成，牙头长8.7厘米，挑出5厘米，其小、其精，亦为前所未见。牙头处微阔如耳垂，稍增沉稳，免于太过秀巧带来的纤薄之感。
在面下不足尺许，装有“l=l ”形屉板，看面做薄挺的冰盘沿，内缘起委角线，落膛镶板，如一个灵巧的长方窄盘悬空而设，为前所未见之特殊结构。常见屉板做法则为纵、横枨皆交于腿足，屉板与案面宽度相近，此处纵向收窄，除了取其秀巧，与整体空灵造型相契，免得失于笨拙外，亦避免纵、横枨同交于如此纤细的腿足，榫眼过于密集，以影响腿足的坚固。再查榫卯，则见纵枨与腿足相交处用闷榫，上方有小垫榫，显然这是勾挂垫榫做法。全器唯在屉板横枨处做透榫，并加楔加固。观其结构、榫卯，可谓步步为营，处处巧思。
勾挂垫榫，采用的是一种燕尾榫结构的原理，是将腿足的卯右雕凿为里大口小、上斜下平的半燕尾形，相应的枨子榫头则做成窄几毫米的半燕尾形，直插入卯口向燕尾一侧上推，然后在下方另加垫榫填补空隙，则榫头与垫榫组合成一个里大外小的榫卯，枨子得以牢牢勾挂住腿足，稳固异常。拆卸时凿去垫榫，推下榫头，方可拔出枨子。勾挂垫榫常用于霸王枨结构、条案的梯子枨下枨，少量见于椅子的赶枨。所谓“墨林棐几”的黄花梨红漆面十字枨小画桌，其十字枨下方亦采用勾挂垫榫结构，或可见明代嘉兴匠人对这种榫卯的习惯性应用。此几的勾挂垫榫，则是采用上方加垫榫做法，甚为别致。
大理石以产云南大理点苍山而得名，又名点苍石、云石，黑质白章，纹路如山峦、云气，和米家山水意境最合，是制作屏风、桌面的上好材料。明代徐霞客曾叹曰：“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
纹如山水烟云令“画苑可废”，的大理石被用作制器较晚，约略在明初，如景泰六年成书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已出现点苍石，但暂未发现更早证据或迹象。在爱石如痴的宋代时默默深藏西南山川，令虢州石占尽风流，然而自明景泰一经发现，便受到皇宫大内、官宦、文士的追捧，极受青睐，货赛珍宝。
明陆深《大理石屏铭》：“远岫含云，平林过雨，一屏盈尺，中有万里。”明李日华《大理石屏所现云山》：“晴则寻常，雨则鲜活，层层显露，物之至者未尝不与阴阳通，不徒作清士耳目之玩而已。”
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二载，明正徳中，籍没太监刘瑾家产，有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奉天殿正殿“嘉靖四十一年改名皇极殿，制九间中为宝座，座旁列镇器，座前为帘，帘以铜为丝，黄绳系之，帘下为毡，毡尽处设乐殿，两壁列大龙橱八，相传中贮三代鼎彝，橱上皆大理石屏。”明嘉靖时“乾清、坤宁二宫告成，需石陈设，滇中以石四十椟分制佳名以进。内有山水人物屏石八块，曰山川出云，烟波春晓，白雪春融，云龙出海，槎泛斗牛，春云出谷，海晏河清，振衣千仞。”今故宫宁寿门和景仁门当门各设一大理石心汉白玉框、座落地大石屏，均为明物，或即当时所遗。
《金瓶梅》记应伯爵劝西门庆当的一架大螺钿大理石屏风和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值30两银，大理石屏风“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端的是一样黑白分明”。应伯爵夸赞“恰相好似蹲着个镇宅狮子一般”。“西门庆把屏风扶抹干净，安在大厅正面，左右看视，金碧彩霞交辉”。一个强取豪夺，一个帮腔做事，“与阴阳通，不徒作清士耳目之玩”的大理石“徒作”了富贵的门面。
大理石需人工凿取，既耗民力，又颇危险，驻地官宦又驱使军匠，贪婪挖掘，劳民伤财，故云南当政者多见其弊，奏疏请罢采办之事。《滇志》载正德时云南巡抚陈察奏请封闭。《养吉斋丛录》载：“明正德间镇守中官遣军匠攻凿，山崩压死无算，巡抚欧阳重疏罢之，见重传。”《滇志》录有嘉靖时云南巡抚蒋宗鲁《奏罢屏石疏》，恳请减免采办大理石数目、尺寸，叙采石之难：
……据耆民段嘉琏等告称，嘉靖十年曾奉勘合取大屏石，难寻崖崄，压伤人众，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损缺。重复采补，沿途毛弃所解石块，二年外方得到京。至三十七年，取石六块，见方三尺五寸，自本年六月至十一月始运至普淜小孤山，因重，毛弃在彼，且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余里，自六月以半年行三百里未免有违钦限，徒劳无功……云南地方僻在万里，舟楫不通，与中州平坦不相同，先年采取三尺石，自苍山至沙桥驿陆运只五程，劳费踰四月，供给不前，所过骚扰军民啼泣……
文中或有适当夸张，但取石之难、险，运石之劳费，可见一斑。故明代文士李应桢作送行诗有“相思莫遣石屏赠，留刻南中德政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透露出对“大理石屏，近年朝绅争尚官其地者，以是劳民伤财”之事的不满。
清代时大理石亦受青睐，乾隆皇帝御制诗多有大理石相关者，如《瀛台大理石屏歌》，赞其“直方大幅出岩峦，制为屏风陈座端……白质青文润以腴，高低溪壑天然图，倪黄董臣称妙手，疏皴澹染终不无，廉而弗刿柔岂屈，巍然犹是前朝物，几经海水复桑田，依旧春风更秋月。”今所存清宫旧藏大理石屏虽不多，亦不乏精彩者。清中晚期名臣阮元，道光时任云贵总督，更是爱之成痴，所著《石画记》五卷（其中后两卷为其三子阮祜所作），录石510片（另13片），冠以名录，题刻石上，并撰写描述文字达391篇，数量之巨令人咋舌，今市肆亦见有阮元遗物，不乏佳品，但石之古雅苍劲，似逊于明代石品。与阮元同时代的怀米山房曹载奎蓄石亦丰，有三祝吾庐，壁间所挂无非大理石，山水人物鸟兽虫鱼无不备具。大理石用紫檀镶边，其石画或凑成四条，或横帔单条堂画，无美不备。
珍贵的大理石在明代既已价值非凡，《五杂俎》记：“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载藏书家黄丕烈有一张项元汴大理石画桌，得自陆西屏：
西屏善识古，书籍而外，余家向收大理石画桌，亦其家旧藏，伊侄亲为余言，此桌出墨林山堂，石背镌此四字，并镌云：“其直四十金。”自余收得后，吴中豪家喜蓄大理石器具者，皆来议让，卒以未谐而止。岁丁丑大除，晤一博闻往事之人，谈及墨林当日，有数十万金之书画，皆与此桌上展阅，故项氏甚重之，而此石光泽可鉴，盖有无数古人精神所寄也。余虽不讲书画，而古书堆积，实再此桌间，安知非此石有灵，恋恋于此冷淡生活耶。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戊寅元旦，坐雪百宋一尘，复翁记。
这张项元汴记“直四十金”（即四十两）的大理石画桌不知何方去，如果回到天籁阁，与项元汴收购的书画稍作对比，则有东晋王羲之《此事帖》（五十两）、北宋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三十两）、南宋赵构行书《杜甫七言古诗帖》（三十两）。南宋赵孟坚《水仙卷》（四十两）、《梅竹诗谱卷》（四十二两）。虽然购买时间、情形不大相同，但不碍于我们知晓大理石之珍贵。而本文所记这张镶大理石的墨林香几，留下项元汴四枚印章，亦可推想当年珍重程度。
时至今日，传世镶嵌大理石家具中屏具或几榻尚能得见，几案镶嵌大理石的，多为清晚期红木制品，宁波天一阁藏有一件红木镶大理石条桌，典型清晚期造型，但所嵌石板有明代莫是龙、张梦晋、张凤翼、顾大典等人题记款刻，倘是大理石为明人原刻，也算是保存了几分风雅，如此相近的交游圈，亦令人畅想此片石当年与墨林香几有何渊源。传世明式家具实例数以万计，镶嵌大理石者寥若星辰，墨林香几恐怕是目前唯一一件面镶大理石的黄花梨几案。概大理石薄板镶嵌家具，本就珍贵，十不及一，又极易摔碎，大者化小，小者化无，能存着又十不及一，倘再舍其图画不佳者，就更少了。
多赘一句，之于镶嵌大理石家具，显然本是石重于木，如珠于椟，今者贵花梨、紫檀，不计石之美者，亦是买椟还珠的新雅好了。
项元汴（1525～1590年），浙江嘉兴人，字子京，号墨林，别号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等。明国子生，为项忠后裔。
项元汴继承家资，为江南巨富。据研究者封治国转引的资料，严世蕃曾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十七家，为积资满五十万以上者。而据王世贞估算，董其昌积财过百万，项元汴“将百万”，只是田宅等资产不如董，而金银古玩实胜之。雄厚的资本为收藏提供了坚实基础。项元汴又前与“江南巨眼，持牛耳者”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交游，受教颇多，且有经济往来；后又与新的宗主董其昌交善。其所交往者有李日华、彭年、许初、田汝成、黄姬水、何良俊、岳岱、陆师道、王毂祥、屠隆等名流，其兄项元淇亦为名士，占尽风流。故其法书、绘画、鼎彝、玉石等收藏，甲于海内。仅书画收藏之众，几乎可支撑起中国书画史的研究，今日所见重要书画，元汴、子京、墨林、天籁等印，几乎见怪不怪，据嘉兴图书馆沈红梅先生统计，项元汴所藏法书、绘画合计1386件，且以宋元者为主力。
先生禀受冲夷，性甘澹泊，得守黑之指，参不二之宗，故斋曰幻浮、庵曰撄宁、阁曰天籁， 兹岂堕窳寰区、营营屑屑、乾没陶顿之流欤？某盖侍先生数十余年而有以窥先生之深矣！
天籁显是源自庄子。另有认为得名其所蓄天籁古琴，今古琴存故宫博物馆，则是不识天籁的附会之论了。
天籁阁庞大的收藏，于今而言，堪可成为一流博物馆，故当时名流无不向往，董其昌在内的后来者，亦无不受其浸润。《嘉禾徵献录》载：“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清初朱彝尊《曝书亭集》载其于项元汴画卷的跋文：“予家与项氏为世家婚姻，所谓天籁阁者，少日屡登焉”。传世者见有小孤山馆旧藏黄花梨刻诗文罗锅枨小书案，面刻朱彝尊诗文，亦不知与朱彝尊在天籁阁所见是否有关，仰或是嘉兴一带有款刻家具的风气。
项元汴不但与古董圈、艺术圈交游，且注意网罗名匠，据上海图书馆藏《嘉禾项氏宗谱》记，项元汴“又精心计，尝计选匠授意造器具，凡几、榻、架、柜、奁盒之属，镌以铭款，皆智巧绝伦。”这是项元汴督匠制器且铭刻的直接记载。
《蕉窗小牍》云：严望云，浙中巧匠，善攻木，有般尔之能，项墨林最赏重之。望云为天籁阁制诸器，如香几小盒等，至今流传，作什袭古玩。又某望云为墨林所作竹根杯，如荷叶式。附以霜螯蓬房，巧而雅。墨林题一绝云：截得青琅玕，制成碧筒杯。霜螯正肥美，家酿醉新醅。款署万历辰秋日，墨林山人。别有小印曰望云，严或作阎。
文中所述严望云所制荷叶式竹根杯，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有题刻，与文中描述无二（唯实物款署为“万历庚辰秋日”，《骨董琐记》并未提及）。而本文所记墨林香几，也极有可能是严望云所制。
此外，还有制铜高手张明岐、擅修古琴破砚古鼎彝的蒋汝成等，均是天籁阁堂中之客，在晚明消费文化飞速发展之时，这些名匠制作的作品已被视作“古董”（刻“墨林秘藏”“项子京家珍藏”的墨林香几亦是此待遇），其人则与“缙绅先生列作抗礼”。倘若有更多的资料，不排除项元汴除了几件孑遗的家具外，还另可在明代家具史上大书一笔。
项元汴所处时代，正是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细木开始用于制作明式家具的时期。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莫是龙与顾宋两公子从吴门购入细木家具，引一时之先。上海明朱守城墓出土十数件紫檀、黄花梨文房器具，皆显示了极为高超、成熟的制作水平。明潘允端墓、王锡爵墓出土木质家具模型品类齐备，比例、造型上佳，晚明风华尽现。1975年，嘉兴市西南18公里旧称“项坟”处发掘项元汴及其家族墓，出土木器模型数件，有长桌、脚踏、灯挂椅、盆架之类，比例得体，造型优美，又可窥几分天籁阁余韵。
清顺治乙酉，天籁阁毁于火，据传其藏品被千夫长汪六水所劫掠，散失殆尽。今嘉兴市尚存天籁里，据说即天籁阁旧址所在。
屉板小案（偶见小桌），是在小条案的腿上部增设连接腿足的横枨，镶装屉板，形成案面下又有隔层的效果。
一般所见屉板做法，是以两横两纵的四个枨子交于腿足，镶板而成，如此例纵横相交而横枨收窄者，暂无他例，非常特殊。放眼整个明式家具体系，亦是少见，但可举攻玉山房旧藏黄花梨镶大理石砚屏为例，其底座即作“l=l ”字形，收窄后镶嵌石板，而且枨子亦起有委角线，与此例香几制作手法相近，或许有一定渊源。
带屉板小条案多以黄花梨制成，其次有紫檀、铁梨木、鸂鶒木、榉木制者，制式皆大同小异，或为刀牙板，或为卷云牙板，多见于江南地区。偶见长过1米者，多数长和高均不过80厘米，比普通的桌子要小，存世量来看，远少于一般的小条案，是较为罕见的明式家具门类。
这种屉板小案的功能不详，有言江南地区为小童作书桌之用，又有言为祭祀之香案，但均无确凿答案，从其造型和尺度来看，香案、书桌皆无不可，也有可能是随意摆设之边几，因有屉板可搁置更多物品，是厅堂、书斋甚便使用者。但屉板之设，其起初的目的应还是案面焚香时，屉板盛放盘盒等杂物，用途分明。
从家具史来看，高型几案的发展，自晚唐五代以来，逐渐丰富，这种屉板小案或小几的雏形，可见于宋徽宗《听琴图》（故宫博物院藏）、传周文距《南唐文会图》（故宫博物院）等。更具体的形象，见于宋佚名《焚香祝圣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台上一老者焚香祷告，香几造型、尺寸、比例与墨林香几相近，屉板上则设香炉或杂物。而佚名《群仙高会图》（弗利尔美术馆藏）中香几的屉板上亦盛放着物品。
明清之际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有一张乌木镶大理香几，有赞文载于《姜斋诗文集》：“明窗棐几，香缕萦空。终远腥熏，愿承下风。太元为守，介石为心。君子去我，夜气惟金。”名之为“罏几”，因其“大理石为中，乌木为边，似案而小，以承罏、香、匙瓶”。就其所述，与墨林香几相差无几。
其一为墨林棐几，为一件黄花梨红漆面十字枨小画桌，清嘉庆时为张廷济所得，录入《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高78厘米，宽68.5厘米，长102.5厘米。桌面两抹头中间刻印，“项”与“墨林主人”在右，“项元汴字子京”在左，腿足上有张廷济堂兄张燕昌补刻文字。2016年曾于上海龙美术馆展出，为无锡收藏家所藏。与之配套者有相同造型的硬屉长方凳一对，短边上亦刻“项”“墨林主人”，曾经嘉木堂过手。
其二为大理石画桌，为清代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所得，得自收藏家陆西屏，据载其石背刻“墨林山居”四字，并刻“其值四十金”句。惜今不知下落。
其三即此件墨林香几，据传出自苏州东山叶氏后人，叶氏为名门望族，此香几不知何年字天籁阁辗转至此，然则今能完整保存，重现于世，亦是一段佳话了。（撰文：拭云）